说起集中营，我们都知道纳粹集中营，前苏联的政治劳教所，咱中国所谓的“十年浩劫”也有之。这些臭名昭著的集中营都早打入历史的耻辱柱。然而，在2012年的朝鲜，政治犯集中营仍然在大行其道。这本由美国《经济学人》记者写的新书，采访了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朝鲜青年Dong-hyuk，揭露了朝鲜集中营的种种非人情景，令人心寒。Dong-hyuk是出生并长大在集中营里的，他的故事与其他逃离集中营的政治犯的故事有所不同。这是这本书的看点。

集中营里的生活是怎样的？这很容易想像出来。根据Dong-hyuk在书中的自我描述，生活在集中营只有一种人生结局：做苦力直到死去。吃的东西永远只有一样：玉米粮食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。穿的是永远是监狱发的衣服，睡的是水泥地，没有被子枕头。所做的苦力，主要是农活、工厂、煤矿的粗重活儿。饥饿是常态。有时捉老鼠和昆虫来填肚子。人被当成牲畜。

集中营的教官及狱警拥有生杀大权，纪律是很明确的，要么绝对服从，要么就是死。有个小女孩，仅仅是因为在口袋里藏了一小些食物，违反了纪律，被教官发现了，当场活活把她打死，以教育其他在场的人。Dong-hyuk等小朋友就眼睁睁地看着，但心里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!!因为觉得她做错了事情。

第14集中营是朝鲜所为人知的六个大集中营之一，大概有1.5万人。这集中营已经存在半个多世纪。其作用在于整治政治犯，起威吓的作用。这是国家机器用恐吓的手段来达到专政的安稳。前苏联中国都有类似的政治集中营，但只有朝鲜的集中营最持久。而第14号集中营是朝鲜所有集中营中最残酷的，因为许多政治犯都被认为是很危险的。集中营里设有公开的处决行刑场，犯人都被迫去观看处死犯人的现场。（Dong-hyuk从五岁时就被迫观看处

死犯人。但小小年纪不懂事，他并不懂得那是什么一回事。）

朝鲜一直坚称没有集中营，但现代的军事卫星是能够看到一切地面的活动的，集中营的情况是很清晰的。据称这集中营建在一条河边，这条河的上游还建了一个发电站。发电站的主要目的，是向集中营供电。而供电的最主要原因，是为了让集中营四周的电网有高压电，以防止犯人逃跑。（朝鲜的电是很不可靠的，经常会停电。）

集中营的故事都是很难读下去的，因为这是最扭曲人性的地方。我认为全书最令人难受的，不是Dong-hyuk如何越过死亡电网逃生，而是他与他生父生母之间的关系。他的母亲在集中营中生下他，但他的启蒙教育都是集中营的教官及狱警。他不懂得什么是亲情。他的母亲对他来说只是一位狱友而已，而且是一个经常和他争夺食物的对手。他有时肚子太饿了，就去偷他母亲的东西，结果就挨她一顿打。他的哥哥对他来说也是他的食物竞争者。

这种亲人间的竞争关系，是很可悲的。更甚的是，Dong-hyuk还出卖了他的哥哥和母亲。事情是这样的：有一天晚上，才满13岁的Dong-hyuk被告知回家睡觉。半夜间，他被家人吵醒，他听见哥哥和母亲在谈论逃跑的事情。他一下子警觉起来，一直以来，他都住在所谓的学校里接受洗脑教育。这时他的脑海里浮现了教官的教导：如果发现有任何人尝试逃跑，必需立即报告警卫。于是，他佯称上厕所，悄悄地跑出家里，他找了一个同学，和他商量之后就

决定去告诉一名值班警卫。值班警卫报告了上级，上级马上上门把他的哥哥和母亲抓进地牢。由于这名警卫并没有告诉上级Dong-hyuk是报警人，所以Dong-hyuk也被一并送到地牢。在那里，他遭受了火烤的酷型。这还不算，他还在处决现场观看他的母亲被活活吊死，他的哥哥被枪决。而他，直到多年之后才知道自己做错了！！

Dong-hyuk逃跑的经过是挺具戏剧性的。他渐渐长大，他认识了一个政治犯狱友，这狱友告诉他外面的世界，触发了他的好奇心。23岁那一年，他们俩决定一起逃跑，计划很简单：越过电网，逃向中国。机会终于来了，他们有一天被安排在电网附近劳作，趁人不注意，他们悄悄地跑向电网。Dong-hyuk不小心滑倒了，于是他的狱友率先跑到电网边上，他用身体压下电网试图翻过去，但高压电一下子把他电死了。Dong-hyuk从狱友的身体上翻过电网，因为狱友身体为他挡去了一些电流，所以虽然他感到电击，但仍然能够成功翻越，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腿触到了电网，被严重烧伤了。但他总算了获得了自由。

本书中总算可以透点气的部分，就是他刚刚逃出来的时候。第一次享受到自由的滋味，那是毕生难忘的。集中营的外面仍然是朝鲜的地方，朝鲜在外界看来就是一所大监狱，但对于刚脱离虎口的Dong-hyuk来说，对比之下，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：人们可以自由地走动，没有别人命令你做事情，人们可以上市场买东西。

然而，这种惊奇感很快地消失了，代之的是一大难题：逃出来之后又能怎样？Dong-hyuk现在住在汉城，有时还会去美国。他接触了外界，才渐渐懂得了自己对其兄弟母亲所做的是不可饶恕的罪行。而他活着的每一天，都要面对这种罪责。而从小出生并长大在集中营中，对他的人格产生了负面的影响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，他没有生存技能，他又能怎样，他能适应吗？他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未来。虽然逃离了集中营，那里的深深的烙印，他能走出阴影吗？Dong-hyuk自己也不知道。

朝鲜集中营的故事并不罕见，我觉得这本书最不同的地方，在于Dong-hyuk是唯一出生在集中营而逃出来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他出生时已经是在地狱里了，这就很不同了。他的整个人生价值及观念，都是集中营教给他的，那种残暴血腥，对他来说是一种正常的生存状态。出卖亲生骨肉，目堵他们被杀害，而不觉得有什么。这跟一般的政治犯所描述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。政治犯知道集中营内外之不同，非常痛苦。而天真的小孩，从小就被洗脑，倒是适应了非人的生活。但正是这种习以为常最令人胆寒。亲人相残而不自知，集中营里把最起码的人性都泯灭了，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！

Don

g-hyuk的故事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那就是他很敢讲。朝鲜的国家恐怖措施是很可怕的，如果你触犯了国家，那么不但是要你的死活，而且要连诛三代，即是你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子女都必需是同罪。许多的集中营里的犯人，都不是直接的触犯国家的人，而是被连累进去的。所以，为了避免亲人被连累，即使是逃离了朝鲜的人，也是尽量保持沉默。而Dong-hyuk没有亲人，所以他敢于把一切都暴露于众。Dong-hyuk希望自己的故事，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。国际社会（比如六方会谈）关注的是朝鲜的核武问题，对于集中营的残酷，并没有关注。他认为所有的集中营都应该被关闭。

Escape from Camp 14

不要嫁给妈妈的儿子，这是一句在北美比较流行的说法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丈夫和他的母亲关系太过密切，受他母亲的影响太多，那他将不是个好丈夫。另一种说法是，如果一个男孩和他的母亲过于亲密，就会缺乏男子气概和造成其他一些问题。这本书探讨了母亲和儿子的关系，并对这些观点提出了相反的看法，认为一个男人从其母亲身上会得到更多的正面影响。

《儿子和情人》这部外国小说，或许大家都读过。在北美的大众眼光里，儿子和母亲的关系，往往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。情景喜剧片《Everyone Loves Raymond》在北美是很流行的电视节目，这片子就是关于这一个题材的。RAYMOND就是一个典型的“妈妈的儿子”。他已经老大不小了，但其母亲仍然是每时每刻都出现在他的生活细节里，剧中的矛盾就在于他的爱情事业与其母亲的关系。这一节目将儿子和母亲的关系变成了笑料。在中国，也有类似的说法，如果儿子与其母亲太近，那婆媳关系就更难处理。

大部分人认为，母亲和儿子的亲密关系是一种比较有点“不健康的”。相比之下，儿子和父亲的关系，女儿和母亲的关系，女儿和父亲的关系，都很正常，没问题。如果儿子和父亲走得过，那他将学会如何用男人的角度去应对这个世界；女儿本来就应当向其母亲学习；女儿和父亲很亲密，那也是非常正面的关系。为什么唯独儿子和母亲的关系就有问题呢？答案是：儿子会被其母亲女性化。

这种偏见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弗罗依德（FREUD）的恋母情结（Oedipus Complex）。弗罗依德对于人与人的关系都用性的角度来解释，儿子脱胎于母体，其行为总摆脱不了其生母的影响。于是人们会自然地推理得出一个结论：如果儿子的生活和其母亲关系很密切，那他将更加地受到恋母情结的影响，这不利于他成为一个心理健康成熟的人。当然，弗罗依德的极端的说法早已没有市场了。但是，儿子和母亲的负面关系却仍然是一种普遍的观点。

作者提出相反的观点，她引用了一些事实去说明，母亲对儿子有许多的正面影响，尤其在情感方面，可以让儿子得到更多的支持，更有同情心，等等。所以，不要以为妈妈的儿子就不能嫁，不要以为儿子和母亲太亲近就有问题。最后我想到了另一个电视节目《The Family Guy》，这是一部荒谬的动画喜剧，里面的小男孩是一个心理变态者，整天想着如何杀死他母亲。这部喜剧也是对儿子母亲关系的讽刺。[booknet booknumber=”9781583334577″ templatenumber=”1″]

男女有别，这句话包含有好几层意思。其中的一层是：男女的生理基因是不一样的。从生理解构上看，这个命题当然是正确的。但是，大脑的结构是否也存在基因的差别呢？看看以下这些常用的说法：男生有更好的数学理工科头脑，女生比较适合文学诗歌；男人天生是领导者，女人天生是呵护者；男人创造了社会文明，女人孕育延续这些文明。这些流行的说法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面的，这个前提就是：男人和女人的大脑神经结构是不一样的。有科学家通过MRI扫描技术证明了这种差别的存在。然而，站出来反对这种科学论证的大有人在，Cordelia Fine 就是其中一位，她写的这本书，主要就是反驳证明男女有别的科学论证。

Oxytocin是科学家发现的大脑皮层里面的一种荷尔蒙。它分泌的多少会影响人的行为。Oxytocin 可以理解成为是一种母性的荷尔蒙，在妇女怀孕及产后，Oxytocin的分泌特别多，这解释了为什么产妇都显得特别有爱心，这是内分泌的结果。简单地说，Oxytocin少的人，同情心就很弱。而科学家通过对男女进行取样分析，发现女性普遍的Oxytocin 比较男性高（女性即使是不怀孕的时候也比男性高）。由此从基因学上证明了女性是呵护者的 社会角色是天生的。

对于这些科学如何反驳呢？这不是很确凿吗？但作者并不以为然，她认为对于Oxytocin的研究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。实际上，我们对于Oxytocin了解甚少，它的作用究竟有多大？还有其他的复杂因素都会影响人的行为，很难以一种荷尔蒙来断定女性整体的基因行为习惯。

男女大脑有别，这种理解是很根深蒂固的。根据作者的看法，这种看法最早来自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。1797年, 一位英国的神教徒 Thomas Gisborne 写了一本当时的畅销书，叫 An Enquiry into the Duties of the Female Sex （对女性的义务的探究）. 书中就谈到了男女的大脑是两种不同的结构。以Cordelia Fine的观点，这种不同是没有说服力的根据的。

阿里士多德曾经说过，“我们的惯常动作决定了我们是谁……杰出成就，并不是刻意使然，而是习惯使然。”习惯的力量（作为这本书的书名）是不能小看的。这本书让读者了解什么是习惯，并提出我们如何主宰习惯，而不是让习惯主宰我们。首先，习惯是什么？习惯的行为不需要做出判断的，习惯不需要思考的，习惯就是最自然地的动作。有科学用脑扫描等科学方法对习惯行为进行研究。他们发现人们在进行习惯行为时候，其脑部活跃的区域，是人类最原始的脑部区域。（人类进化的过程中，脑部有过质的变化，现代人的脑部是分成几个区域，不同的区域掌管不同的功能，这些功能也有高低之分，如人类的辩证思考，都是集中在前脑，前额的位置。）这也就是说，习惯的行为几乎是一种本能了。

习惯是如何形成的呢？举个例子。比如说，你刚学会开车。初几次把车倒出车棚，你都需要全神贯注。一段时间后，你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车开出去了。这就是因为倒车这个动作，已经从有意识的思考，变成了无意识的习惯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可以一边倒车，一边腾出脑子去思考别的事情了。习惯的行为，为我们省了许多事情。要是每天每件小事都要进行大脑的思考，那我们就会很累，也不可能同时做几件事情了。从这一点上讲，习惯是非

常必需的。

习惯有好有坏。有的人认为坏的习惯一旦形成，就非常难改过来了。其实不然。首先，让我们看看习惯由什么组成的。习惯是由促发物（CUE）、惯常动作（ROUTINE）和回报物（REWARD）组成。举个例子：我（作者）每天下午三点多，我就要到工作间的休息室吃甜点。这是我的习惯，如果我不吃，那我就觉得很不舒服，无法继续剩下的工作。在这里，促发物是时间：当我的手表跳到三点多的时候，我的习惯行为就被促发了，马上就想到了吃甜点。惯常动作当然是吃甜点了。而回报物是什么？是那甜甜的东西吗？其实并不是。对于回报物，我们往往并不知道。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对于自己的某些习惯感到不解，因为这些习惯是很不合理的，但却成为了习惯。回报物是需要认真的观察才能找到的。回到吃甜点的例子，作者认为，其实他的回报物并不是甜点本身，而是在吃甜点时能够和朋友同事聊聊天，放松一下神经，这才是真正的回报物。

了解了习惯的组成，就有可能改掉一些坏习惯了。吃甜点有客健康，是个不好的习惯，要改掉。怎么改？摒闭促发物行吗？不行，每天三点钟，是无法回避的。改掉习惯的关键在于回报物。当我找出了回报物是和同事聊天后，那么，惯常动作就可以改变了。我就做出以下的行为：每天下午三点，我照样停下我的工作去了休息室，但现在我不吃甜点了，我只做一件事情：与同事聊天，但就是不吃甜点。不久，我吃甜点的习惯就改掉了。因为，我去掉了惯常动作，但仍然得到回报物。

北美有个戒烟的组织叫AA，是最出有效的戒烟组织。他们的做法，在道理上和上面提到的吃甜点的例子是一样的。不少人吸烟，其真正的回

报物是无所事事地和人瞎聊上几分钟，AA于是提供了各位烟民聚成一个小组一起瞎聊的机会，但许不吸烟。这样，上瘾者可以得到

和人们聊天的放松的机会，自然就不会对吸烟有很强的欲求了。

作者是纽约时报的商业记者，对于神经科学颇有了解。该书的另一个最重要的观点，就是：我们的许多行为，我们以为是经过考虑后的决定，其实并不是，其实这些行为只是一种习惯，未经大脑的习惯。把握我们的习惯，就能改变了我们的人生。（苏东悦）

The Power of Habit

在传统的艺术史范畴里，艺术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需求，在康德叔本华的哲学里，艺术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。在今天，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艺术进行了自我否定，但艺术的光环依然四射，艺术仍然是高层次的文化现象。然而，美国一名哲学家Denis Dutton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。他写了一部书《艺术本能》，从达尔文的生物自然法则来解释艺术现象。读完他这本书，感觉就是：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，而是由我们体内的原始的基因使然，艺术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的外延。

Dutton探讨的主要命题是艺术美是怎么来的。这个问题通常都是哲学及美学的领域，Dutton却从达尔文的学说去寻找答案。这里所说的艺术，并不是广义的艺术，而专指美的艺术，观念艺术先锋艺术是不在讨论之列的。我们都知道，每件艺术品都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，但其中的艺术美却是世界性，没有文化界限的。Dutton举例说，一幅优美的风景画，近有树木花草，远有碧海山黛，上有蓝天云彩，还有一条曲折小径由近及远，消失在远方。这样的画，即使是那些一辈子没亲眼见过实景的人，也都会觉得美。也就是说，有些美的因素，是跨文化的，没有边界的。其他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：如贝多芬的曲子、莎士比亚的文学、美国的爵士乐，都是全球性的。假如艺术真的是纯粹的文化现象（文化现象是有边界的），真的需要文化熏陶，那如何解释这种世界性共通的审美特性呢？

所以，Dutton开始论说达尔文的理论。达尔文的《进化论》（EVOLUTION或译《演化论》）是包括两方面的机制：一方面是众所周知的“物竞天择”（NATURAL SELECTION），生物只有适应其环境，才能够繁衍生息。长颈鹿的脖子、变色龙的皮肤就是例子。另一方面是“异性选择”（SEXUAL SELECTION）。异性选择最典型的例子，是开屏的孔雀。这孔雀屏是很不实用的玩意，拖着这挡风的尾巴，很容易被猎物吃掉，所以是不适应环境的，是反“物竞天择”原则的。但为什么要这样的尾巴呢？因为异性选择，因为美，可以吸引异性。爱美之心，何止人皆有之，动物亦然。原因如在？美可以引起感官的刺激，尤其是可以不经直接的接触而引起感官的刺激，可以促进异性相吸，有利于物种的繁殖。

从Dutton的观点推论出来，艺术美与孔雀屏其实差不多是一回事。一件艺术品能引起我们美的感叹，一般具有以下的几个特点：第一是珍贵的材料，如金、银、丝、大理石。如中国蜀文明由金铂做成的“太阳神鸟”，如古希腊由大理石砌成的雅典卫城建筑群，中国用丝绸作画布的宫廷画，都是美不胜收的艺术品。其艺术美与其材质不无关系。这些材料，彰显艺术的创作者或所有者拥有社会资源。第二，艺术之美需要是人工制成。人手做出来的东西，会更有趣，更有自然的美感。中国古典美学理论中，多有提到“巧”字，即心灵手巧。我们鉴赏艺术时，往往会说：“哇，他把每一根头发都画出来了”；或者说，“哇，他弹钢琴一个音也没弹错”。（现代社会也一样，手工做的产品才更美更高档次。）在达尔文的理论系统里，透过这些巧手的艺术品，显示了这个制作者拥有更好的脑手协调能力，意味着有更佳的生存能力。第三，艺术美必需是无实用价值的，必需是浪费资源的。比如说钻石，无非是块石头，一无用处。这种资源的浪费，表明了所有者拥有许多的资源，无所谓。所有这些特点，在本质上与孔雀的尾巴是一样的，那无用的羽毛越多，颜色越鲜艳，越是一种资源的彰显，于是越吸引雌孔雀。

为了更进一步用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艺术美，Dutton在书里还举了一个很具说服力的考古人类学的例子。我们普遍知道的最早的人类艺术是山洞画，如在现法国的Lascaux的山洞画，约一万五千年前。但有的考古学家认为，在十万年前就有了用动物骨做成的项链。而有趣的是，考古学家还发掘出更早的石器时代的一种石斧。这石斧的器型很特别，经研究后发现其并不是用来切割猎物的，它很可能是原始人的艺术作品，目的在于显示自已的心灵手巧，炫耀自己能够作出精致的石器，显示了他有更多的资源（如多余的时间）。这内里的生物逻辑，与现在的艺术美是没有两样的。

Dutton的结论就是，我们的艺术品味，归根结底是来自于达尔文的异性选择。按照他的结论来看待艺术，艺术美并没有那么神秘和崇高。他说，“现在是时候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艺术美了”。可以想像，他这种提法肯定会遭到许多人否定。所以，他在美国TED的演讲的最后，淡化了他比较极端的提法，而承认文化对于艺术的作用。他说：艺术是同时由人的本能和后天的社会文化所左右的，文化当然会影响我们发现艺术美的角度。

Denis Dutton于1944年在美国出生，八十年代以后在新西兰（University of Canterbury）任教授，直到2010年去世。

The Art Instinct

非自然的选择(Mara Hvistendahi)这本书关注亚洲的重男轻女问题。首先，作者列举了数据，因为近十几年的人为的择性生育，亚洲总共减少了1.6亿的女性人口。這一问题除了中国之外，在南亚国家、东欧国家、中亚国家（如阿赛拜疆）问题同样很严重。在东欧国家，重男轻女主要发生在中产阶级家庭，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，他们只要男孩，不要女孩。在印度，如果家里有男孩，那么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就相应提高了。对于一个母亲，如果她们能够生男孩，那么她在姐妹圈里就得到更多的尊重。
这种重男轻女是有由来的。在人满为患的南亚国家，出于对人口的控制，在六十年代，采取了一种的国家政策，就是鼓励生男婴，少生女婴。这里

的逻辑是：因为只有妇女才能生育，妇女减少了，人口就减少了。但是，后来这些南亚国家才明白，实际上，流产要比择性生育更能效地控制人口。

男女比例生调有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？首先是社会犯罪律升高。因为社会上太多的睾丸素和男性荷尔蒙了。再者，贩卖女孩的社会现象大增。这在中国就很常见，做父母的为了得到媳妇，不惜到外地买个女孩来，像云南等落后地区，经常女孩被卖到外地。其次，女性受侵犯的可能性增加，因为男性太多，对女性的性需求大，于是更多的女性被迫充当妓女。另外，重男轻女还会造成人口的不正常增加，这是因为女婴的父母，不断地生，直到得到男婴为止。

在亚洲，韩国是唯一个亚洲国家中男女比例最平均的国家。

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呢？印度已经立法禁止使用超声波技术来检验胎儿的性别。通用电器生产的便携式超声波仪，在亚洲拥很大的市场，曾经大受欢迎，因为孕妇可以在家里轻松地自我检查。现在，在印度这种产品已被禁止。

作为一个西方女性，为什么要写这本书，关注亚洲的社会问题呢？这位作者认为，她也是女性，所以很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。虽然她不在亚洲长大，但是看到女性不断地减少，她感到不安。她曾在中国生活过较长的时间，她列举了一些切身的感受说，在她到过上海、杭州的几所幼儿园里，满眼望去，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男孩。男女比例失调是非常明显，而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。

Unnatural Selection

副标题: Choosing Boys Over Girls,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a World Full of Men